【内容提要】
本文分三个部分，逐次讨论流行文化的基本属性、艺术在流行文化中的转型和流行文化时代美学的文化功能。20世纪后期以来，伴随着西方文化理论的全面扩张，流行着一种否定美学的当代文化价值、取消文化研究的美学维度的观念。针对这个流行观念，作者在本文中主张，美学在当代文化活动中，对流行文化的发展具有不可否定的独特功能；面对流行文化的普遍发展，重申美学的文化价值、开拓美学的文化功能是非常必要的。
【关键词】 流行文化 艺术 美学
1， 流行文化
今天，当我们使用流行文化概念的时候，自然受到20世纪以来西方文化理论发展语境的限定。在这个限定之下，“流行文化”所指对象，就是在现代社会的世俗化发展中，特别是20世纪以来，新兴的大众化的文化现象和文化活动。与传统的文化类型相比，流行文化具有三个基本特征：第一，流行文化是现代社会生活世俗化的产物，它不仅以商品经济发展为基础，而且直接构成一种商品经济的活动形式；第二，流行文化以现代大众传媒为基本载体，并且在大众传媒的操作体制中流行、扩展；第三，流行文化是一种消费性文化，呈现出娱乐性、时尚化和价值混合趋向。由于这个三个基本特征，流行文化的兴起不仅从根本上冲击了传统文化活动，迫使它在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体制文化与民间文化）两个层次传型，而且使当代文化发展为一种普遍的文化危机运动。西方文化理论研究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这种普遍的文化危机感为契机的。
文化作为人的一种生活方式，首要功能是为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提供特有的意义和价值。文化建设的要义就是为人们的日常活动建设具有普遍性、持续性的意义和价值体系。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又被界定为发现和建立理想的活动。 流行文化的第一个问题是文化意义和价值的失效、瓦解。相对于传统文化以宗教为内含的精神至上原则，流行文化推行的是一种世俗化的非精神原则，即以个体的享受、娱乐和快感为动机。由于这个文化原则的转换，在18世纪直到19世纪中，在传统文化崩溃的背景上，流行文化的早期发展表现出一种精神溃败（颓废）状态。卢梭作为现代文化的启蒙者同时成为它的第一个批判者，乃是因为他对这种精神溃败状态的预言家式的敏感和不满。他以个体自我的精神自由的建设为目标，反对现代文明确立的流行的（社会化）生活方式，主张向自然的真实性和独立性回归。席勒则认为，现代文明建立的是一种个体与社会、精神与物质、感性与理性分裂的文化，在这种文化中，人性的完整性被破坏了。他认为，重建完整人性的途径是对人进行审美教育，建设为人的自由完整生活提供基础的审美文化。
流行文化的世俗化发展开拓了现代文化民主的空间，在对感性欲望和自由享受的肯定中否定了经典和权威的文化权力。这就导致了流行文化在总体上混乱无序的非理性（“无政府”）状态。针对这个状态，19世纪中期阿诺尔德（M. Arnold）提出了一种反对流行文化的（中产阶级）精英意识。这种精英意识把文化限定为“在本世界中被思想和表达的最好的事物”，并主张文化是只能由少数精英创造和发展的事业。阿诺尔德的精英立场无疑包含了资产阶级的文化霸权而不得人心。但是，他仍以偏激的形式指出流行文化的第二个问题，即文化活动是否需要保持其内在统一性和超越性的问题。所谓雅—俗之争，很大程度上就是坚持或反对文化的内在价值和超越意义的争论。无疑，流行文化是否定文化的内在价值和超越意义的。这反映到流行文化的产品形式中，则是流行文化产品中普遍存在的机械复制、拼贴、重复等现象，以及这些现象形成的对文化差异的消解（文化同质化）。在现代社会运动背景上，对文化产品的一个基本要求是，它应以其独立完美的存在形式成为对个体独立和自由的象征性表现。这是文化产品的现代美学价值。但是，流行文化产品不仅否定了现代意识对文化产品的原创性和独立性要求，也成为对人自身的独立和自由价值的象征性否定。这是阿多诺（T.W.Adorno）、麦克唐纳（D.Macdonald）和詹姆逊（F.Jameson）诸人反对流行文化（大众文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文化作为人的一种基本行为方式，怎样保证、体现人类自我存在的独立和自由，是现代文化意识的核心所在。在这个核心点上，流行文化面临着第三个问题，而且是它致命的问题：在大众传媒和市场经济的联合操作下，流行文化的生产和接受方式是否能够保证它是人的独立和自由的体现？阿多诺（T.W.Adorno）认为，流行（大众）文化是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产物。文化工业通过大众传媒操作的标准化、合理化生产，对它的消费者（大众）施行自上而下的有目的地整合和统治。文化工业的整合实现了对大众自我意识的物化，即意识被整合为一致性的非意识。 “文化工业的意识形态力量在于，它用统一取代了意识”。在对流行文化的批判中，阿多诺非常重视大众传媒对文化生产和接受的意识形态控制力量。这是阿多诺的深刻处。但是，如费斯克（J.Fiske）所指出的，流行文化在承担资本和技术的意识形态控制功能的同时，也为现代的文化民主提供了空间，为大众的自我表达提供了资源。霍尔（S.Hall）引用葛兰西的文化霸权观念，把流行文化界定为一个不同阶级争夺文化霸权的战场。他反对把统治者与大众、主流文化与流行文化做非历史的、静态的二元对立的理解，认为在争夺文化霸权的斗争中，对立的双方互相作用、影响并转化着对方。他认为大众作为被统治阶级，也不具有单纯的统一性，他即不是纯粹的主流文化霸权的被动接受者，也不是纯粹的反抗者。大众在流行文化中生活于反抗与顺从的矛盾运动中。
2， 当代艺术
流行文化在整体上改变了传统文化的生产方式、接受模式和价值体系。但是，在所有传统文化形式中，艺术的转型是最基本的，最具有主导意义的。因此，研究流行文化，必须把艺术的转型作为主要对象。实际上，在上面讨论的文化理论中，无一例外地都把艺术的转型作为识别文化变化、转型的基本标志。为什么艺术转型对于流行文化的形成具有主导意义？这有四个基本原因：第一，在传统文化活动中，高雅文化的三种基本形式，艺术、宗教和哲学，艺术是最接近日常生活的，而且传统流行的民间文化主要是以艺术的形式存在的。因此，当代文化的流行化转型，必然以艺术为主体；第二，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宗教的衰落留下了价值实践体系的真空，艺术实际上代替宗教成为价值实践的新体系。因此，当艺术失去了为宗教服务的作用以后，艺术不仅被直接挪用为现代政治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而且成为现代个体自我确认、自我表现的基本方式；第三，艺术与大众传媒在制造形象化文化产品上的统一性，决定了两者相互促进和统一的前提。艺术与大众传媒统一的发展，不仅构成了流行文化的主要景观，而且实际上是流行文化的基本（主导）形式。第四，艺术的流行化转型所产生的巨大商业价值是其他文化形式所不可比拟的。流行艺术成为流行文化的主导形式，有商业动机的驱动，而且充分表现了流行文化的商品经济属性。艺术在现代文化、特别是流行文化发展中的特殊地位，不仅是现代文化理论家特别关注艺术的基本原因，而且是美学在现代文化中产生和发展的基本原因。
艺术从传统文化进入现代文化，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是艺术从对宗教的附属关系中解脱出来，成为独立自由的形象塑造活动。这就是现代性所赋予艺术的自律性，也是美学得以确立的一个直接前提。康德美学作为美学的奠基，原因之一，在于它第一次以哲学的形式明确系统地阐释了审美和艺术的自律性。根据康德，艺术的自律性有三个基本原则：第一，艺术是自由创造的产品；第二，艺术是非功利、无目的（以艺术品自身为目的）的创造；第三，艺术是艺术家（个人）的天才的产物——不可重复的原创品。但是，转型为流行艺术，艺术在同样的三个方面丧失了自律性。大众传媒作为流行艺术的主要生产机器，从内容到形式，从工具到手法，都控制了艺术家的艺术创作，把他们整合到传媒体系中，先天地决定了流行艺术的标准化和批量化生产方式。因此，本杰明（W.Benamin）认为大众传媒的发展使艺术进入了机械复制的时代。艺术的机械复制在取消艺术家的独创性的同时了取消了艺术品存在的自律性――艺术品作为原始手工作品的唯一性和独立存在。这不仅使艺术品丧失了奠基于原创性的神韵，而且使之丧失了基本的神学仪式价值，取而代之以纯粹的观赏价值。本杰明肯定这个转型，认为在世界历史上机械复制第一次把艺术从它对神学仪式的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
无疑，解放为艺术的文化民主和非宗教的精神自由提供了前提，但是也使艺术作为主体自我确认和自由的表达形式失去了内在前提和先天的基础。因为作为机械复制的艺术，艺术不再是艺术家自己自由独立的产品，因此也不再能够直接成为他的个性和自由的体现。阿多诺反对流行艺术，原因就在这里。反对向流行文化转型，艺术的重要课题就是寻求维护自身独立性的可能性。先锋艺术运动，则是以一种拒绝认同和介入大众（传媒）文化的立场和相应的激进反叛形式，坚持着艺术独立的文化价值。阿多诺和麦克唐纳都把先锋艺术作为一种抗议的文化形式而寄与希望。但是，先锋艺术本身有两个难以克服的困难使它的反叛和抵抗不可能作为一种基本的和常规化的文化反叛形式。第一，因为先锋艺术拒绝认同和介入，它相应地拒绝了交流的可能性，这使先锋艺术的反叛对于大众只具有形式的意义而没有内容的意义 ――因为通过形式进入内容的途径被截断了，而且事实上先锋艺术运动的发展本身是向不断形式化和技术化的方向展开的。第二，先锋艺术发展的不断形式化、技术化，导致了它的制度化发展。制度化发展不仅使先锋艺术失去反叛机能，而且注定了它被商业和传媒合作的流行文化同化、整合的命运。正是在先锋艺术被整合的意义上，今天我们才面对先锋艺术的衰落：先锋艺术作为一种文化反叛形式被流行文化保留和吸收，但它反叛的动机和力量都消解了。反体制的先锋艺术被体制化，它的反叛形式被审美化为一种流行风格，融入流行文化和日常生活中。
艺术自律性的丧失，也就是艺术与生活之间的界限的取消。结果是，艺术生活化和生活艺术化的文化转型。在这个过程中，唯美主义成为艺术活动的主导精神，即艺术的形式主义原则取代或压制了艺术的精神理想原则。这使得艺术活动被简化为审美――娱乐形象的生产和消费活动。因此，艺术和商品经济、大众传媒共同组合成了大众传媒操纵的商业流行文化。这种商业流行文化以形象娱乐为主题活动，极大限度地消除了传统文化界限，而使自身成为无界限的流行物。在商业流行文化中，消费主义和游戏精神实现了最好的结合，它在世界范围内展开刺激欲望和满足欲望的游戏。在这场游戏中，整合一切的流行文化不取消什么，而是消解一切深度，使被纳入其中的一切都趋于同质的平面存在。就此而言，流行文化是非意识形态的、或多元化的文化。但是，它在表象之下仍然推行着消费主义和个人主义共生的意识形态，并把这种意识形态化成无条件合理的生活欲望在大众文化生活中展开和扩张。流行文化的解放意义和压抑意义都表现在这里，而大众在流行文化中的自由与被动性也表现在这里。在流行文化的影响下，大众的形象消费欲望被极大限度地扩张了。这又刺激了流行文化的形象生产扩张。在２０世纪下半期，由于电子技术的加速发展，极大限度地扩大了流行文化的形象生产能力，实际上形成了全球化的形象生产过剩。结果是，如鲍德里亚德（J.Baudrillard）所指出的，传媒形象生产的扩张，在根本上取消了现实与虚拟、原型与摹本之间的区别，我们生活在一个虚拟形象代替真实事物的世界。对真实知觉和感觉的危机，是流行文化面临的根本危机。这个危机在极大限度扩张艺术的形象塑造功能的同时，也把艺术活动转变成为流行文化的基本症候。
3， 美学的文化功能
流行文化的发展和艺术的流行化转型，不仅产生了商业与文化的相互渗透、转化，而且形成了商业文化的普遍扩张。詹姆逊认为，商业文化把形象生产普遍化，使审美形象弥漫在一切现实活动中。现实普遍地被转化为视觉形象，并且在世界范围内商品化。商业文化的扩张打破了审美形象的封闭空间，使它向既有的整个文化环境开放。因此，审美独立的传统区别模糊或消失了，与之相应的是审美的自律性结束，美学的自律性结束。詹姆逊把这个转变定义为现代向后现代的转折。他指出，必须认识到，审美形象在后现代时代中的复兴是商业文化体系统治的表象。在后现代的文化活动中，遵循商业逻辑的形象生产渗透和代替了一切活动。“形象是今天的商品，这是为什么不能期待它否定商品生产逻辑的原因；归根到底，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所有的美都是商品的原因。当代伪审美主义对美的呼唤，只是一个意识形态的花招，而不是一种创造性的求助。” 因此，詹姆逊宣告美学的终结，而且否定美学复兴的主张。
詹姆逊揭示了当代文化运动的基本趋势和美学所面临的深刻困境。那么，在流行文化整合和消解文化差异，把文化普遍形象化的时代，美学是否真的失效而必须终结呢？我不能认同詹姆逊的美学终结论。在流行文化中，艺术自律性的瓦解和文化普遍形象化产生的意义危机，的确导致了对美学的审美—艺术自律原理的否定，并且使美学的审美（精神）升化原则落空。但是，詹姆逊宣布美学的终结仍然包含了对美学的误解和对流行文化的简单化理解。在其中，他有两个基本错误：第一，他把现代与后现代的差异绝对化，并且把美学限定在现代的范围，认为随着后现代对现代的取代，美学必然成为现代的殉葬品；第二，他把审美—艺术的自律原理等同于美学原理，实际上把美学限定在艺术自律的封闭空间中，认定这个空间的开放就意味着美学基础的瓦解。正是由于这两个基本错误，詹姆逊轻率地抛弃了康德、黑格尔和阿多诺等人的美学为当代文化提供的思想资源，并且在流行文化研究中，武断地用社会学研究取代美学研究。我认为，根据流行文化的基本特点，社会学的研究无疑是一个必要和重要的层次。但是，一方面，艺术形式是流行文化的基本形式，另一方面，流行文化的重要问题在根本上是与美学问题联系的，甚至本身就是美学问题，因此，美学研究同样是流行文化研究的一个必要而重要的层次。进一步讲，在流行文化研究中，社会学对文化与社会运动整体联系的描述和社会批判的功能，是美学所不能取代的；同时，美学对文化（艺术）的内在机能和意义的阐释，对文化的内在建设的功能，也是社会学所不能取代的。如果我们要积极地，既是批判性地、又是建设性地研究流行文化，必须重申和开拓美学的文化功能。
在现代文化发展中，美学的第一个文化功能是对以自由与独立为内含的现代人文精神的阐释和张扬。艺术自律性之所以成为美学的一个基本原理，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对于现代人文精神的基本象征意义。针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人的存在的物化，艺术品的自律存在（审美形式）形成了一种文化抗议形式，如马尔库塞（H.Marcuse）所言，“是认识和控诉的手段” 。但是，艺术自律性也包含了深刻的矛盾，因为它的封闭原则在形式上、象征性地肯定主体自由的同时，也成为对这个自由的内在性和现实性的否定。美学的进一步展开就是寻求对自律的封闭原则所包含的否定性的克服。席勒、谢林、黑格尔和马克思，都通过对生命、精神、自然、社会和历史内容的引入，拓展或开放了审美—自律的空间，并且使之具有丰富的精神内含和真实内容。实际上，从18世纪中期确立以来，美学的整体运动总是在自律与他律的基本矛盾中展开的。这不仅保证了美学对人文精神的象征性的展示，而且把这个展示发展为人文精神本身矛盾运动的深化。个体与整体、感性与理性、自由与统一、有限与无限、形式与内容，这些矛盾关系是现代人文精神所面临的主要矛盾，也是美学在审美—艺术活动中研究和寻求解决的主要矛盾。更为重要的是，美学面对这些矛盾，坚持通过审美—艺术的自由创造寻求一个审美升化的统一境界。在这个意义上，美学已经发展为一种包含了人文精神和理想性的审美精神。今天，针对流行文化对人文精神的物化和理想性的消解，重申审美精神是非常必要的。重申审美精神就是坚持文化活动的人文精神立场，就是坚持理想性对于文化的必要价值。无疑，重申审美精神应落实为美学对流行文化活动的批判性的介入。“在真实的意义上，文化不仅要使自身适应人，而且同时要对人生活于其中的物化关系提出抗议，把光荣给予他。” 美学的批判性介入，就是在当代文化运动中，构成美学与流行文化的张力关系。这个张力关系是保证文化和人文精神不被流行文化的商业操作完全整合和同化，保证人在文化中存在的光荣。
美学不仅在审美、艺术活动中贯彻以人文精神为内含的审美精神，而且把这种审美精神实现为一种辩证的审美方式。美学的审美方式，在肯定审美对象感性存在的丰富性的基础上，追求审美对象精神意义的丰富性。美学既承认审美对象个体的特殊性，不可为整体归并或整合的个性，同时也承认审美对象实现审美升化（超越）的潜能。在美学的审美方式中，审美对象在感性形式和精神意义两个层次都是指向它自身的发展的——审美对象总是意味着比它的实在性更多的东西。美学的审美方式使审美活动成为创造性的感受和体验活动。阿多诺认为，艺术与自然一样，作为真正的审美对象包含了不可确定的性质。这个不可确定性是艺术需要哲学对它加以阐释的原因。哲学解释艺术，提示出艺术不能直接表达的东西。海德格尔把艺术的本质阐释为存在的真理的展现。在对凡高的绘画《农妇的鞋》的阐释中，他揭示出艺术所蕴含着的世界性意义。这正是美学的审美方式在艺术鉴赏批评中的典型体现。流行文化的消费主义操作，通过过剩形象的生产、倾销，以单向度的感性刺激和欲望满足压抑或取代了审美活动的创造性感受和体验。审美活动因此变成了纯粹机械性的他律的感觉活动。这使大众在流行文化活动中普遍遭受着无意义感。文化的一个基本功能是展现为生存意义的象征性体系。我们不能期望普遍无意义的流行文化普遍地显示出生存意义。但是，我们仍然应当从一些具体的作品发现意义的因素，并且将它们发展为意义的积极建设。在这里，美学，或美学的审美方式具有独特的抗拒消费主义彻底整合文化（艺术）的功能。美学不否定物质，相对于商业文化把一切物化、形象化，美学是真正地珍惜物质，它肯定并且坚持每一个存在物都是独特的存在，都具有不可取代的特殊价值和意义。
在最高的层次上，文化应当被理解为人的精神家园。现代社会的持续发展和现代文化的相应变化，都瓦解了现代人的精神家园，使之成为无家可归的精神漂泊者。家园对于个体的意义，在于把栖居的整体感（归宿感）赋予个体。当谢林说，“现代世界开始于人把自身从自然中分离出来的时候，”他不仅表达了人与大自然的分离，而且表达了包括大自然在内的生存整体感的丧失。所以他又说，“因为他不再得到一个新的家园，被遗弃的感觉笼罩着他。” 因此，现代文化运动的一个基本目标，一个与自由和独立的精神表达同样重要的目标，是重建文化的整体感，重建精神家园。海德格尔对艺术的世界性意味的阐释，特别是他把对存在深处的“无”的倾听作为诗意的本体，认为诗意地栖居就是天地神人四方共建一个整体的世界，其着眼点即在于人生整体感的重建。在生存整体感的重建中，美学注重的不是个体、有限、理性、社会，而是整体、无限、感性、自然。而且“自然”在其中具有包含和超越一切的绝对意义，是最高层次的生存整体感的境界。就此而言，最值得阐发的是中国传统艺术在艺术意境创造中所展现的生存整体感，即自我与万物为一体的天地境界。宗白华的现代意识，正表现于他对中国艺术意境的积极阐释，以期使之成为现代艺术重建人生整体感的一个重要的启发。他指出，“艺术的境界，既使心灵和宇宙净化，又使心灵和宇宙深化，使人在超脱的胸襟里体味到宇宙的深境。” 流行文化的消费主义操作，在以大众传媒整合、同化个人的时候，却总是向个人倾销虚假的个性偶像，以激发他的个人主义欲望来获得更大的商业价值。这不仅不能减轻个人对整体的分离，而且机械性地强化了这个分离。重新启发人们对整体、自然、无限的意识，并且把它实现为一种自觉、积极的审美感受，即为现实人生重建整体感，这乃是一个重要的文化课题。美学的第三个文化功能正在于以人与自然统一的整体感为基础，重建人生整体境界。
我们重申美学的文化价值，并主张拓展并美学的文化功能，无意于神化美学、把它作为完美的理论在当代文化中推行。在最根本的意义上，美学的文化功能，不在于它可以作为一个理论或观念体系从外强加于流行文化，而在于它可以作为一个渗透了人文精神内含的一种文化方式介入流行文化。美学的介入，使流行文化获得一个积极的对立的维度，一种文化发展的必要张力关系。这是流行文化健康发展的一个必要措施。这个措施，在当代中国流行文化发展中并没有实在的建立来和发生效用。这要求中国美学自身的检讨和调整。
R.Willimas, ‘The Analysis of Culture’, in J. Storey (ed.), Cultural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A Reader(London, 1998).
J. Storey (ed.), Cultural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A Reader (London, 1998), pp. 4--5.
D. Machdonald, ‘A Theory of Mass Culture’, in J. Storey (ed.), Cultural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A Reader(London, 1998).
T.W.Adorno, The Culture Industry, ed. by J.M. Bernstein (London, 1992), p.90.
J.Fiske, Reading the Popular (London, 1989), p.2.
S.Hall, ‘ Notes on Deconstructing “the Popular”’, in J. Storey (ed.), Cultural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A Reader(London, 1998).
I.Kant, Critique of Judgment, by, tr. W.S.Pluhar (Kackett, 1987), p.170.
W.Benamin, Illuminations, ed. and tr. by H. Arendt (New York, 1985), p224.
P. Burger, The Theory of the Avant-Garde, tr. by M.Shaw (Minneapols, 1984), pp.47-54.
J.Baudrillard, Simulacra and Simulation, tr. by S.F.Glaser (Ann Arbor, 1994)，pp.1-3.
F.Jameson, The Culture Turn (New York, 1998), p.135.
[德]马尔库塞：《审美之维》，李小兵译，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212页。
T.W.Adorno, The Culture Industry, ed. by J.M. Bernstein (London, 1992), p.86.
T. W. Adorno, Aesthetic Theory, tr. & ed. by R.Hullot-Kentor (Minneapolis, 1997), p.72.
M. Heidegger, Poetry, Language, Thought, tr. by A. Hofstadter(New York, 1975), pp.36-37.
F.W.J.Shelling, The Philosophy of Art, tr. by D.W. Stott ((Minneapolis, 1989), p.59.
M. Heidegger, Poetry, Language, Thought, tr. by A. Hofstadter(New York, 1975), pp.223-226.
《宗白华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72页。
